近日，信息产业部专家透露手机实名制有望近期实行,从而使得社会各界对于手机实名制的各种争论再次浮出水面。赞成者大多认为：实行手机实名制的出发点，是保障社会公共安全和
　　维护消费者权益，建立个人通信市场发展所必需的信用体系；手机实名制的推行将有效控制违法短信、垃圾短信的传播，遏制短信犯罪，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享受的电信服务更为安全、可靠和安心；而反对者则对实名制的可行性和操作性表示怀疑，认为手机实名制是“通过简单的社会控制来解决复杂社会问题”，不符合服务型政府的现代社会治理模式，不仅缺乏正当的法律依据，而且可能侵犯公民的隐私权。
　　在利益多元化的社会，作为一项公共治理政策，手机实名制遭遇上述激烈的争论，实际上是在意料之中的。因为这其中不仅凸显出公民权利意识在日益高涨，也折射出了政府行政理念的变迁。因此，今天我们关注手机实名制，就不能仅仅局限于对违法短信、垃圾短信的围追堵截、严厉打击层面，而应看作是对一项社会公共治理政策的考量，看其如何实现有效管理社会与保护公民权益的和谐统一。
　　任何一项公共治理政策，首先必须遵循的就是谦抑原则。权力尤其是政府的公权力，是一柄双刃剑，在实现高效管理社会的同时，也非常容易伤害公民的私权利。因此，当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政府认为有必要通过行政权力来进行规范和引导的时候，就必须仔细考量两个因素：第一，是否合法，是否具有法律的依据和授权；第二，是否必要。“合法”是公共治理政策正当性和执行力的来源，“必要”则是对公共治理政策不当入侵私权的有效防备。只有在社会自治的方式和市场化的手段无能为力的情况下，行政介入才能不得已而为之。具体到手机实名制，尽管尚无相应法律和行政法规的明文规定，但其并没有违背居民身份证法、《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规定》等现有法律法规的立法原意，因而符合合法的要素；而且，在各方面早已尝试了多种治理措施没有取得成效的前提下，推行手机实名制应对违法短信、垃圾短信，也确属必要。
　　当然，一项公共治理政策符合谦抑的原则，只是具有了形式上的合法性，其在进入执行环节之后，还需要关注的则是如何实现实质上的合法性，即实现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平衡。公权力介入社会治理，具有强制力和不可逆性，一旦付诸实施，极易伤害公民的合法权益，因此，必须通过程序和实体予以制约，防止政府扩权、越权，从而维护公民的私权。推行手机实名制，尽管有利于约束匿名短信和个别消费者的违法犯罪行为，保护大多数消费者免受垃圾信息的侵扰，最终有利于保护整体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但是不可避免地会增加消费者提供相关证件的责任，比以往的入网程序增加了额外的环节和成本，还需要消费者让渡一部分个人隐私权；因此，就必须在程序上和实体上有效平衡公权力和私权利。
　　在程序上，公共治理政策的制定和通过有必要实现公开和透明，推行政府决策的听证制度，面向社会，广纳民意，从源头上有效制约公权，防止侵犯私权；在实体上，公共治理政策的出台必须考虑配套措施，围追堵截只能实现一时的安定，治本之策必须兼顾公民的合法权益。而相关民意调查表明：我国用户总体上对手机实名制的赞成度相当高，达71.4%，但也有36.1%担心隐私会受到侵犯。因此，治理违法短信、垃圾短信的公共政策，只有同时保护公民的隐私权，才能取得实效。因此，推行手机实名制，也就必须同步通过立法明确查询主体、监控查询过程、公示查询结果、并且规定不当透露用户信息的法律责任，把公共利益和私人权益和谐统一起来。
　　实际上，当今的社会治理模式早已不再是公权对私权的管制和命令，而是社会公共服务和合作。在这一治理模式下，管理不再是“我命令，你服从”，而是需要社会各个方面的共同参与、平等协商与精诚合作。因此，我们期待手机实名制能够成为实践这一社会治理模式的样板，能够在实现公权力与私权利平衡的前提下，合理恰当地介入行政权力，调动运营商、代理商和消费者的积极性，共同向垃圾短信和违法短信宣战。

　　来源：法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