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14日对重庆市公安局原常务副局长、重庆市司法局原局长文强进行一审宣判。其因犯有受贿罪、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强奸罪，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司法将给、能给文强一个什么结局，一直为人关注，就新闻事实的就近性而言，这种关注在当地表现更为强烈。此次宣判之前，许多市民聚集在法院大门口等候消息，宣判仅半小时后，重庆市委门前、市公安局门前、法院门口等地方就有人拉起了横幅。“党中央英明”、“文强死，重庆安”、“法律万岁，亮剑山城”，几处街头还有人放鞭炮。这样的局面至少说明死刑的宣判，与一部分当地民众的心理愿望符合。

　　不论怎样，这已经被当作一种民意了。如果人们自愿走上街头，那么这种民意应被认为正常，毕竟司法不是不可说的对象，司法结局符合人的希望，人们自然可以通过一些方式来表达情绪状态。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这样说，文强被判死刑是因当地民众需要这个结果，民众之所以高兴，是因为司法满足了这种需要，哪怕事实上满足了，也不能被理解为司法机构主观上满足了民意。

　　司法审判是以具体规则而实行的法律运作，但就民众思维而言，他们表现出的是以道德为基础的、侧重于伦理的行事准则。这里仅举几例。“文强死、重庆安”，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判断，但很显然前提与结果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文强死”并不是“重庆安”的唯一条件，民众这样强调，只是要在情绪上突出文强的罪恶；再比如“血债要用血来偿”、“佛家的虚怀也无法容下文强的罪恶了”，这些表达也都不是法律所秉持甚至可以吸纳的理念。这样说，并非是指责民众表达，只是认为，司法与民意作为一次审判的两把标尺，它们的判断基点是大有不同的。

　　司法连接信任。去年，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曾坦承：“部分群众对司法的不信任感正在逐渐泛化成普遍社会心理，这是一种极其可怕的现象。”目睹一些民众对文强判死刑的反应，有人也许会觉得司法还是被信任的。其实，信任是不稳定的，变化性很大，如果说文强被判死刑说明司法还是被普遍信任的，我觉得这种信任跟中国足球世界杯出线时获得的那种信任有点像，临时的激越与感动，场面化、戏剧化的欢呼，来时容易，但由于保质期太短，现实能把这种信任慢慢稀释。

　　这并不是说我们根本无须在乎民众的反应，恰恰相反，这种反应的分明需要引起重视。与很多时候民众对司法权力、行政权力的不信任相比，与频繁出现的正义不得彰、冤屈不能平的遭遇相比，在审判文强的司法程序里，有一些人并没有哀莫大于心死，他们的反应，与其说是向着重庆司法、警方，不如说是向着国家正义，与其说他们对重庆地方司法、行政机构抱有信心，不如说是对国家这个共同体还抱有希望。

　　古希腊人有一句谚语，“要过好的生活就必须生活在一个伟大的城邦中”。一个“伟大的城邦”，就是一个好的共同体。我们现在生活的社会也就是一个共同体，对这个共同体来说，仅有繁荣是不够的，它还需要正义、公平、平等这些东西，比如好人不能受屈，坏人要受罚，法律需要无视特殊的个人及其地位和权力发挥作用，对人有尊重，有规则，幸福的获得无需以牺牲他人为代价。古代也好，现代也罢，民众的基本要求往往也就是这些。（肖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