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法官人格的光辉
　　
　　张大文

　　人都有趋吉避凶的天性，而灾难在人生的大多数时候是身后那个亦步亦趋的阴影。一但某一天它忽然跑到人身前与人迎面相向，有的人从容不迫，傲然面对，潇潇洒洒地演绎另一番人生的精彩；也有的人呼天抢地，捶胸顿足，从此陷入沮丧的泥沼中无已自拔。不期而至的人生灾难，是一个人人格最好的“试金石”。
　　近来，随着媒体广泛而深入的报道，一个响亮的法官的名字在江淮大地上广为传诵，他就是与宋代名吏包拯同里的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的法官姚维家，在接踵而至的人生灾难面前，他用铮铮铁骨和浓浓爱意，散发出一个新时期的人民法官人格的光辉。
　　在远古时代，法官因为他职业的崇高而被人们奉为神明。如今虽已走下了神坛，但恪守职业操守的他们仍然是芸芸众生中最为显眼的一群。姚维家可谓是命途多舛，十几年前，他的母亲就瘫痪在床，1995年，他上初中三年级的女儿又由于意外刺激患上了忧郁型的精神疾病。作为家庭成员的姚维家，是十几年如一日端茶送药，侍奉在母亲床头的孝子；是一有闲暇就强忍心中酸楚，与女儿嘘寒问暖，鼓励她重新扬起生活丰帆的慈父。姚维家的大爱不仅仅荫庇自己的小家庭，每当同事有急难危重之事，他总是不顾自身的贫寒慷慨解囊，从这个层面上，人们感受到的姚维家是用爱心和孝心去化解生活的悲伤，用乐观、积极的心态去拥抱生活的人格的光辉。
　　公正司法，一心为民，是新时期人民法官肩负的神圣使命。在法制尚不健全，司法改革正处于摸索前进阶段的今天，法官履行职责的方式也在不断摸索之中。从深入到田间地头、厂矿车间巡回审理到“一步到庭”，从“当庭宣判”以提高司法权威性到注重调解、以和谐司法手段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但不论审判方式如何变革，作为一个具备职业良知的法官，总是力求最大限度地去发现案件真实面目，最准确地予以法律衡量和评价。曾经担任过刑庭庭长的姚维家深知手中那把尺子的份量，他曾经在被告人的家庭、学校、出生医院和骨龄鉴定所往返奔波，终于使一位未到刑事责任年龄的被告人免受刑事追究；他曾经在20万份的电报底稿中寻求一份书证，为的是一位诈骗罪犯能够受到准确而适当的刑事处罚。这些可能只是姚维家经手审理的寻常案件之一，但对当事人而言，却是一生的前途命运之所系。也正是有着无数姚维家式的法官们真正地把维护人民利益作为自己的唯一追求，把捍卫公平正义作为自己的神圣天职，才使得司法的公信力不断深入人心，民主与法制的进程不断得以推进。
　　一遍遍的诵读姚维家事迹的报道，令我格外感到亲切的是，姚维家竟和我一样，正担任着法院研究室主任的职务。法院研究室虽也是审判业务部门，但主要工作任务总结审判工作经验，起草报告、总结，编发工作信息，开展司法统计。法院里的工作人员大多乐意到一线去直接从事案件审判。坐在庄严国徽之下高高的审判台上，手中的法槌一敲，黑压压人群的旁听席里鸦雀无声，心中油然升腾起身为共和国法官的神圣和自豪。而在研究室这一部门工作，每天面对的枯燥的文字和数据，还得经常为起草报告、总结和领导讲话而绞尽脑汁、挑灯夜战，由于工作性质的从属性和辅助性，使得这个部门不大容易得到干警的青睐，而胜任研究室工作需要深厚的文字功底，扎实的法律理论水平，还要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因此这个部门的人选常常成为各家法院领导操心的问题。而时任刑庭庭长的姚维家被调整到研究室担任主任时，他没有流露出一丝的犹豫，而且在一个全新的领域里干的风生水起。走进研究室以后的十几个寒暑里，他写总结、编简报、搞宣传、发材料，为庐阳区人民法院在全省率先实行刑事审判庭前证据展示及普通程序简便审改革，以及独创性地实行“审调分离，繁简分流”的新型民事审判管理模式谋划思路，为在全院施行“错案待岗制度”、“案件审理流程管理”等一系列审判管理制度献计献策，为庐阳区人民法院跻身于“全国模范法院”的行列添砖加瓦……姚维家骄人的工作业绩和无私奉献的敬业精神，令身为他同行的我感到无尽的惶恐和羞愧。
　　今年元月，巨大的人生灾难再次降临到姚维家身上，持续发烧多日的他终被确诊患上了淋巴肿瘤，稍具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个病魔的可怕，但姚维家一如既往地平静地应对这场着突如其来的人生变故，他一方面积极接受治疗，争取早日康复，另一方面由于担心业务荒疏不能胜任工作，一有时间就坚持学习。“我想赶快治好病，为法院再做点力所能及的事，不要成为法院的拖累。”这是病榻上的姚维家的愿望。
　　虽然和姚维家同属一个省份，但我和他之间也有万水千山相阻隔。不能前往病床前看望他的我，只能凭借这一篇短文，向这位尊敬的同行表达诚挚的问候了。

　　
　　
　　举 报
　　
　　陈建业

　　
　　洪院长被举报了，说他吃了原告吃被告。纪委书记已专门找他谈了话。洪院长在石台县法院工作20多年，调处的纠纷也有千余件，总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可这次为一件小纠纷怎么会被举报呢？
　　纠纷发生在牯牛降的山脚下。老唐迷信，认为隔壁老李将要盖的三层楼高过他家二层楼顶，会压着唐家的“运”。便雇人挨着老李家屋基向前，盖了简易的猪栏厕所，而且蓄粪池紧挨着李家新楼。老李多次找到情急之下，将屋前晒场沏起半人高的围墙，断了老唐回家的必经之路。村里乡里多次召集双方调解未能解决。
　　民事接待日那天，双方又吵到乡里，洪院长接待了他们。公说公的理，婆讲婆的道，从晌午一直调解到傍晚还是没个结果。俩人趁着对方出去的时候，都邀请了洪院长到家里吃了晚饭才回城。
　　天快黑的时候，洪院长叫上司法助理员小朱一同到老唐家。三杯酒下肚后，老唐开始向洪院长诉着苦。洪院长接过老唐话：“老唐你是村里的老支书，在村里也是德高望重、有头有面的人物，犯不着为这事伤了身子和坏了在村民中的形象。”
　　“我也不愿这样，只是咽不下这口气。洪院长，我们认识也有十多年了，是老熟人了，这事全恁你给做个主。”老唐敬了洪院长一杯酒，自己满满一杯见底。
　　洪院长知道老唐的心事，说：“虽说猪栏厕所你是搭在自家院子里，可有谁把猪栏厕所盖在屋前的，这不是往自己头上扣痰盂嘛？”
　　老唐一口酒正要送进嘴里，听了这话，他放下杯子，轻轻地叹了口气。洪院长看出老唐情绪的变化，“不是说隔壁楼高盖过你家屋项嘛，有办法可以解决呀，邻乡的一户人家同你情况差不多，他就在自家二楼项上又盖一间小屋当作养鸽用，既加了楼高还增加了收入，两全齐美。”
　　“有这事？”老唐不太信，“再说，我搭那也花费不少，挪回去钱不是白花。”
　　“老唐，你看这样行不，我去做做工作让老李把院墙拆了，再补偿一点你的损失怎样?”
　　“洪院长你随便吃随便吃”老唐见洪院长一直说话，没动筷子，“其实钱补不补都无所谓，该不会我在自家楼盖房，他也管得着？”
　　正说着，洪院长手机响了。“你们先吃，我和小刘有点事，一会就回。”洪院长看一下手机来电显示。
　　洪院长和小刘绕到老李家的时候，菜都上桌了。老李把洪院长请到上席位，并亲手给洪院长碗里夹了一块鸡腿，说：“这鸡特意为洪院长炖的，你偿偿。”
　　“老李，你这两年可赚了不少钱，成了村里致富带头人。每次提到你，村干部也好乡里干部也好对你的人品、能力都很称赞哟。”洪院长喝了一口汤，又说，“这汤真鲜！”
　　“哪里哪里，都是他们抬举。”老李被洪院长夸的有点不好意思。
　　“要说你在自家院子盖房也没什么可说的，隔壁老唐把猪栏厕所移到前院，臭气四溢又影响瞻观，是不对。”
　　“就是，他老唐欺人太甚！”老李见洪院长向着自己很，有点激动，“这事还请洪院长主持公道。”
　　洪院长话锋一转，“不过，你也不该围了院墙断了别人的路。”
　　“是他欺人在前，他拆了猪栏厕所，我自然会拆掉围墙。”老李声音很大，显得自己很有理。
　　“我再做做老唐工作，让他把猪栏厕所还是挪回后院，你也把围墙给拆了。俗话说得好，好亲不如近邻，何必为这事伤了和气。”
　　“他如果愿意拆了猪栏厕所，他的开支我付。”老李显得自己很大度。
　　“老唐想在自家楼上盖一间房子......”洪院长看着老李，试探地问。
　　“这个我不管，只有他拆了那棚，我就拆了围墙，其他我不管。”老李保证地说。
　　“老李，你真是爽快人，我敬你一杯”洪院长见双方意见基本一致，举起杯子说，“小刘，吃完饭，起草一份调解协议，”
　　事情很顺利，老唐、老李都很乐意地在协议上签了字。临行前，洪院长掏出钱，让司法助理员小朱和书记员小刘送给两家儿媳，并一再叮嘱不要让老唐和老李知道。
　　弄清事情原委后，纪委书记拍拍洪院长的肩膀说：“过去听说过马锡五审判方式，今天也算见识了你洪式调解法，佩服佩服，你回去好好总结总结，那封信我去解释。”

　　短 信

　　孙斌荣

　　
　　春节前的一天，我们到基层法庭去慰问。上午第一站到的是丹阳法庭。法庭里静静的，没有什么当事人。庭长老徐见我们来，高兴地大声招呼书记员倒茶。
　　徐庭长40多岁，是个热情、豪爽的法官，工作认真，在百姓中有着较好的口碑。徐庭长将我们让到会议室坐下，便一五一十地谈起法庭近期的工作。
　　“执行最难啊，科长。不是叹苦，现在这人真难找。眼看到年关了，有的被执行人还没回来。近些日子，庭里几个人白天黑夜找，找到人还不能激化矛盾。这年得过得和谐，不是吗？这就得做大量的工作。找不到人的案件，还得向申请人做解释工作。真累啊！”徐庭长连珠炮似地诉说着，然后点上一支烟，猛吸一口，一边喷着烟一边说：“不过，能执行的都执行了，该做的工作都做了。你看我这儿没几个当事人吧。咱们法庭将度过又一个安定祥和的春节。”一阵爽朗的笑声冲出徐庭长的喉咙。我们也都笑了起来。
　　“徐庭长。”正在这时，一个浓重的北方口音打断了我们的说笑。一位衣着简朴的中年人站在门口。“徐庭长，我是霍邱的老李，昨儿你打电话让我来领执行款。我可高兴了，昨儿天黑前就赶到这儿。谢谢你们。”中年人笑呵呵地说着。
　　“先别急着谢。”刚才还十分开心的徐庭长立刻严肃起来，这使在场的人都感到很意外。
　　“老李，你做小鱼生意不容易。可我们也不容易。为你的钱，我们到湖阳乡去了好几趟。要知道来回百里地呀，被执行人又长期在外养蟹、卖蟹，真不好找。你要理解我们。”
　　老李被说蒙了，一脸的不解。我们也疑惑地看着老徐，平日爽快的老徐怎么今天一口一个“理解”？
　　徐庭长仍严肃地看着老李说：“只要是起诉到法院的案子，不管是大案小案，不管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我们都会秉公办理。有些案子由于找不到被执行人或者被执行人有困难暂时无法执行，我们会认真向你说明白的。你暂时不能理解也是正常，但你要尊重我们。是吧？”
　　“是，我是很尊重你们法官的。”老李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脑门。
　　“那你怎么发短信来骂我们呢？”
　　“没那事。”老李的脸已涨得通红。我们也很吃惊。
　　“没那事？”徐庭长随口报出一串手机号码，问老李是不是他的。在得到确认后，他掏出手机，翻开保存的一组短信，内容是“法庭搞地方保护，你们良心在何处。”“法官不为民做主，早点回家卖红薯。”“……”每个短信后显示的都是老李的手机号码。
　　老李仔细地看着那组短信，像是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好久才一拍脑门，大喊一声：“定是那个崽子。”
　　原来，去年春天，老李从家乡霍邱贩了一批价值5千多元的小鱼，卖给湖阳乡养蟹的祖某喂蟹。祖某打了一张欠条，约定两个月后还钱。到了秋天，李某没见到一分钱，便去找祖某，可不见他的踪迹。老李来到法庭起诉，徐庭长接待了老李。案子受理后，徐庭长联系上村里的干部，请他们通知祖某速来法庭。祖某来到法庭，对欠钱的事全部认账。徐庭长主持调解，双方很快达成了协议：到冬天卖蟹款收回的时候还清。
　　老李的小鱼是从朋友那儿贩来的。回家后，他向朋友如实说了案子的情况，并保证钱很快就可以还给他。
　　冬天到了，法庭那边还没有消息。老李急了，打了几次电话给徐庭长，庭长说已经找过几次了，还没找到祖某。
　　一天，朋友来向老李要钱，老李说法庭没找到人。他怕朋友不相信，就递过手机说，这是庭长的手机号码，不信你打电话问问。“定是法庭搞地方保护，不给出力执行。”朋友接过手机说，“我来发个短信催催。”
　　“真对不起，短信定是我朋友发的。”老李连声道歉。
　　“既然不是你发的，那就算了。但是，请转告你的朋友，咱们法庭不是他说的那样。”徐庭长语气缓和了许多。“大老远的，来一趟不容易，早点拿了钱回家过年吧。”
　　“是。谢谢。”老李把钱放进了最里层的衣袋里，连声道谢地走出法庭。
　　徐庭长燃着烟凝望着远去的老李，默不作声。
　　我问：“老徐，还在想什么？”
　　老徐吐出一口烟，悠悠地说：“工作做不好，老百姓嘴里不骂，但心里会骂我们的。”

　　一本菜谱
　　
　　陈华琳

　　
　　迎着冬日的阳光，如往昔一样，刑二庭的法官们早早来到办公室，见桌上摆放着一个寄给我们合议庭法官的邮包，拆开一看是本菜谱，内容是在日常生活中怎样搭配食物、营养科学、有益健康。这会是谁寄给我们的呢？正在大家都很讶异的时候，电话响了起来，那头传来了爽朗的湖北方言：“我是雷某某，这是为表示感谢邮给你们的礼物，一是感谢你们调解了他的案件；二是希望你们保重身体，多办案，办好案啦！”听了雷某某这熟悉的名字和声音，大家都会心一笑，忆起了刚刚调解的一件刑事附带民事案件。
　　这是一件极普通的轻伤害案件，上诉人吴某某与被害人雷某某在本市同一工地打工，一日，两人因口角发生厮打，致雷某某轻伤，雷某某为治伤花费颇多。案经一审法院审理就刑事附带民事依法作出了判决后，被告人吴某某不服，提出上诉。随卷移送我院的还有被害人雷某某的一封信，信上其对案件处理也非常不满，言词尖锐，表示如在法院解决不好，要去上访。原来该案民事部分虽作出了判决但未能实际支付，而被告人又被判处实刑，其认为自己因伤所受损失将无法得到实际赔偿。经了解，被告人妻子智力低下，两个孩子尚未成年，一家全靠被告人打工来维持生活，被告人被判刑，其家庭尚难以维持，何谈赔偿。但如赔偿不能到位，双方矛盾肯定激化。多年的办案经验，让我深深体会到，这类案件看似很小，若处理不好，不仅会造成当事人不断上访，而且还将会使两个家庭陷入矛盾与困境之中。一定要多动脑筋，掌握调解技巧，耐心细致的做工作。
　　考虑到被告人家庭情况，该案调解，必须要得到被告人亲属配合，我决定先做其亲属工作开始。本案当事人双方均在湖北偏僻的乡村，白天均忙于耕作，为减少当事人花费，我只有利用下班时间电话联系双方当事人。被告人亲属接到电话后非常感谢法院能告之详情，但表示家庭经济困难，难以代为赔偿。我又多次与之联系，一遍、二遍、三遍，不厌其烦地向其宣传法律规定，并告之被害人因本案遭受的经济损失，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最终其亲属同意帮助被告人代为赔偿。合议庭松了口气，但被害人是何态度，如按其信上要求，就被告人家庭情况肯定是无法达成协议。我又通过电话联系了被害人雷某某，其情绪激动，从其絮絮的叙述中，我找到了案件的症结，那就是双方未能进行有效沟通,其认为被告人是有钱不愿赔。对症下药，在耐心听完其叙述后，我向其讲解了法律的规定，并告之被告人家庭情况及被告人亲属愿意代为筹款赔偿情况，其情绪慢慢平静下来，但表示要到法院来面谈。我告诉他，来来回回花费很大，有什么话可以通过电话谈，效果一样，还节省开支。此后事情出乎意料地顺利，被害人谅解了被告人，表示愿意调解,被告人亲属也积极筹款，最后双方到本院，一次性调解成功。被害人雷某某拿到赔偿款时，一定要请大家吃饭，大家婉拒，并告诉他赔偿款来之不易，回去好好调养身体，这些钱还可以寻点生计养家糊口。其激动地说一是没想到还能拿到赔偿款，二是没想到法院工作这么细致，处处能为当事人着想，很是感动，所以气也消了，也打消了到法院吵闹的念头。
　　案件成功调解了，没想到当事人还记挂着我们的辛劳与付出。看着面前摆放的菜谱，我们的心中生起丝丝温暖，消去了冬日里的几许寒意。感动之余，我们更多的是感慨：其实我们只是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尽了自己份内的责任，却得到了当事人发自内心的赞誉和感谢，一次成功的调解，将我们和当事人的心拉得更近；一本小小的菜谱，让司法变得更加温暖。

　　台 阶
　　
　　李钧

　　
　　新办公大楼让人觉得很有气势的就是那高高的台阶，政府的一位领导曾经开玩笑地说：“怪不得法院让人敬畏呢，这台阶上去就让人气短”。每天上班从这里拾阶而上，有时豪情滿怀，健步如飞，也有困惑浮躁，步履沉重，而脚下的台阶依然固我地向上延伸，一成不变。直到有一天，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突然感悟到脚下的石阶所蕴含的生命力。
　　那是一个夏季的早晨，上班时间下着暴雨，我正上台阶，一抬头，前面一个撑着伞略显羸弱的身影正顶着风雨向上走着，我心里感慨，下这么大的雨，一大早就有当事人来，基层法院的工作越来越繁重了。走进大厅，我才看清这个“当事人”原来是已退休多年的老庭长，赶紧上前问候，老庭长边环顾四周边感叹“这个新大楼真气派，比我们以前的办公楼强多了！”说这话时，我明显看到了他眼中涌动的欣喜和一丝羡慕。送走老庭长，坐在窗前，雨中台阶上老庭长的背影让我限入久久的沉思。
　　刚进法院工作，就在老庭长的人民法庭当书记员，对那时的记忆就是整天下乡办案、开庭记录，没有闲的时候。庭里的交通工具是两辆轻便摩托，虽说还算现代化，但农村的路不好，一天下来，驾车的手震麻了，坐车的腰都酸了，老庭长当年也五十多岁的人了，但感觉好象比我们小青年的劲头还足。记得那时办依法收贷案件，金融部门经常会向法庭申请支付令，追讨一些收不上来的小额贷款。有一回一下来了几百件，老庭长安排分两个组突击送达，我和老庭长一组，因恰好是夏收农忙时节，只有利用晚上时间走村串户地挨家跑，回来总是已经后半夜了，连续几天的连轴转，我有些受不了了，又不好明说，就婉转地向老庭长提出：这样深更半夜里去人家里，合法吗？老庭长听了笑笑说:“这些都是小额的案子，只要见着当事人，讲清道理，往往都能解决，现在是农忙时节，当事人只有晚上才能闲下来，我们这样做也是替当事人着想，于法于理都是说的过去的。”我一时语塞，只有咬牙坚持了。事后证明这批案子正如老庭长预计的大多数都即时清结了，效果很好。这时我开始有点佩服老庭长了，但还是有一点不明白，他哪来这么大干劲的?
　　老庭长是部队的军转干部，是半路出家从事法律工作的，虽说没有什么过硬的文凭，但工作起来却是有板有眼的，这可能得益于他对学习的认真劲儿，要知道，老庭长是领着五十岁的“高龄”参加了法院业大的学习。老庭长平时不擅言词，嘴里说出的也几乎没有我们时下要求的“法言法语”，但他的工作方法却有自己的一套。很多难缠的案子和说不通的当事人在他近乎大白话的调解下顺利了结。老庭长有句话常挂在嘴边“乡里事乡里了”，当时我很不理解，这不是“和稀泥”吗，那还要法律干什么吗？回到今天的现实，我们当下强调调解，提倡案结事了，促进社会和谐，无一不是体现法律规定与社会现实有机结合、兼顾公平的要求。这样看来，似乎老庭长朴素的办案理念中也包含着高深的理论。记得有一次办理一个离婚案子，在我们向男方送达诉状副本和传票时，当事人突然抓起桌上的传票撕碎后扔向我们，面对这种情况老庭长保持着克制和冷静，耐心地劝解，但这名当事人非但没有听进去，反而上前来与老庭长撕扯，我和另外一名同志实在按捺上前制止他。此时他的亲属和不明真相的村民围聚上来，与我们争中吵，正当闹得不可开交，我们无法脱身时，老庭长不知什么时候找到当地的村干部一道赶来了，经过村干部和老庭长的劝解，风波平息了。事后我和那名同志都到自己不够冷静，在没得到庭长指示的情况下冒然行事，要不是老庭长临场处置得力，还不知道要闹出什么事来。回到庭里，老庭长显得很平淡，只告诫我们以后再遇到类似的情况，一定要冷静，先搞清情况，在基层我们面对的当事人的法律意识就是这么个状况，对他们急躁和冲动是没有用的，反而容易把自己摆到对立面上，乡里事乡里了，在法律程序之外多想想其他办法。话虽不多，也很简单，但后来一直成了我用以应对复杂问题的良方。
　　老庭长几年前退休了，法院少了这样一个人好象也没什么变化，渐渐地老庭长的形象也很自然地淡出了我们的视线，一切就这么循环往复着。而十多年后的今天，老庭长雨中上台阶的背影再次唤醒我的记忆，记忆中的老庭长以及和老庭长一样的法官们并没有给我们太多神圣的感觉，他们普通的就象你周围的邻居，他们的形象并不高大，一辈子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迹，印象中的他们衣着朴素，平淡随和，对物质生活没有什么要求，对繁杂的工作也少有抱怨，在艰苦环境中黙黙地潜心于他们的事业。但正是这样的一代人在共和国法治的进程中起着不可估量的历史作用，正是由于他们的忠于职守，守护着最朴素的社会公平和正义，才建立起人民对法治的希望和信任，他们或许不够完美，也可能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司法者，但他们对法律的忠诚和信念却直接影响着后来的实践者，也为我们这些后来者站在更高的起点上垫上了一级坚实的台阶。
　　

　　
　　倾 听

　　徐勇

　　
　　不是任何人都能听得懂音乐的，古典的那种，非“发烧”所能形容。如书上所说，什么什么曲目如何艰深，但倾听后会在心底里“庄严绽放，绚丽如花”。我想，那得需要多么深邃的内涵去支撑啊，或者说得需要多么纯净的心灵去感受呵。当下生活让人感知更多的是浮燥，概括的说该是人的心理断乳期大大错后，不成熟，不能承重。
　　比如象自己，在基层法院干执行的，工作上一堆琐碎的事情排着队正待处理，忽然有电话，说孩子发烧得需要陪着去打吊瓶，走不开呵！爱人就不高兴，还拌了嘴。心烦意乱。一申请人正巧坐对面，不明就理地赘述着自己的难处，夹带着埋怨案件执行进展太慢。烦！情绪写上脸了，但态度还得努力端着，所谓说不出来的苦最苦呵。过后反思，也常觉得自己不好，生活很美妙，何必烦恼。做为案件当事人，诉说无人倾听，抱怨得不到理解包容，他怎会相信合法权益能得到及时有效的实现呢？那一刻，真该静下心来，耐烦地听一听当事人的苦衷。换位想一想，对案件的执行会有帮助。更多地去感知别人的难处、不幸，才会知道自己的一点点烦恼委实不值、不该，更不应放在心上。而且，倾听会让自己在紧张繁忙的间隙重逢生活的感动、工作的激情。心境当受益匪浅。去年夏天，领导安排我写份材料，角度很特别，是赞扬被执行人如何主动积极履行执行款的，说故事很好，可出个简报什么的。不久，那人来交执行款的时候，被领到了我的办公室，一个很瘦弱很普通的中年妇女。她说她每个月的20号左右都到法院来交钱，500块，从2002年底开始的。她说：我家的事给你们法院添麻烦了……她叫王月英，一个贫困企业的内退女工同时也是一名癌症病人。尽管她说话的语气很虚弱，但说出来的故事真的很打动人，特别是象我们这种长期与“老赖”作斗争的执行工作人。
　　2002年，王月英17岁的儿子因犯故意伤害罪，被法院判刑两年，刑事附带民事部分，需赔偿伤者3万元钱。那时候，面对残酷的现实，王月英的心都碎了，也不知哭了多少回。要知道，自己1995年就患上了乳腺癌，动手术和术后的长年定期住院化疗、复查，家里已经是一贫如洗了。自己从工厂内退后，月收入仅200多块钱，丈夫早在1990年的一次工伤腿部就落下了终身残疾，现在只能在一家企业里看车库，挣点微薄的收入。困难呐，王月英在诉说家里的难处时依然忍不住又流下了眼泪。厂里前几年集资盖宿舍，只要3万块钱就能住上新的楼房，可是，家里没钱，没办法只好东挪西凑置换了一套旧房。那段日子真的很难熬。
　　可是，我的孩子把人家打伤了，就应该承担责任。想想对方人家也伤心，落下残疾了，而我的孩子现在还是个好手好脚完整的人，所以，我要尽自己所能，把判决赔偿的钱送到法院来，没多有少，一次给不齐，就生活上对自己苦一点，累一点，强忍着病痛坚持打工，月月送上一笔攒下来的钱，只要我还有一口气，也要带动全家人了结这桩心病。王月英流着泪说，人要凭良心活着，知道我的人都说我的好心会有好报的。现在的生活好多了。儿子出狱后，虽然没有固定职业，但也在努力学技术、挣钱还款，女儿出嫁后每月资助家里一点生活费用，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更重要的是赔偿款在这几年里也还得差不多了。
　　王月英在叙述的时候，我很少插话。窗外骄阳似火，而命运的阳光为何如此吝啬于这个可怜的女人呢？尽管我知道世界上有很多令人感叹的事情，而如此真切的倾听一个朴实的人讲述自己如何与困难做斗争，真的令我很感动，特别是这样一位善良的被执行人的母亲。
　　那天把王月英送出门外，她沉默片刻后说：同志，我不怕你笑话，你桌子上的空饮料瓶可以送给我吗？
　　我感到很不解，她补充说：一个空饮料瓶在回收厂可以卖到一毛钱，现在每一分钱对我来说都是好的，我要攒着，到下个月我还来法院交钱……如果说，自始至终的倾听还让我沉浸在深切同情之中的话，那么此刻，这位病弱女人，竟然让我由衷的敬畏起来。因为，长年与被执行人打交道，遭遇更多的是各种“老赖”的嘴脸让人所不齿，而王月英，则是在竭尽全力，甚至是用生命，诠释着尊重法律的高尚。
　　爱乐人常说，音乐永远高于语言，打动心灵的旋律会让人无法用语言去尽善尽美的表述。面对王月英的故事，我真的迟迟无法写出令自己满意的工作简报，我担心轻易会把这样一个对困境坚忍不屈的女人描绘得落了俗套。在到处都在呼喊执行难、难执行的今天，如何将王月英的故事与法院执行工作链接起来，产生极致的社会效果，是我非常期待的。而自己，更加需要的是，能够承接倾听的纯净心灵。
　　

　　
　　调解调解

　　王颖

　　
　　我不喜欢调解，拖延时间，磨破嘴皮，法官成了和事佬，庄严神圣的法律在双方当事人的博弈下变得面目模糊，哪里还有什么权威可言？我喜欢查明事实，迅速制判，冰冷无情的法律岂容啰嗦！
　　直到遇见这一对父女：父母在女儿咿呀学语时便离异，母亲出于对丈夫的怨恨拒绝了他对女儿的抚养和探望独自把女儿拉扯大，16岁的没有享受过父爱的女儿学习了法律后一纸诉状把父亲告上法庭，要求父亲给付以前十几年和今后的抚养费。而父亲离婚后重又娶妻生子，遭遇下岗疾病此刻已是家贫如洗。法庭上，满怀愧疚但脾气暴躁的父亲在女儿如刀的话语中恼羞成怒，终于忍不住了咆哮到：“大不了我没有你这个女儿，让法院判吧！我不问了！”说完拂袖而去。面对恸哭的女儿，我迟迟不敢下判，法定的义务父亲当然应该履行，可是父亲艰难的生活现状又让他拿什么去兑现呢？如果判决下来父亲不能主动履行，那会让女儿更加怨恨父亲，会让这一对父女更加分崩离析。我清楚地看到判决的法槌一旦落下将敲碎这一对父女的心，从此这世上便少了一份亲情多了一些怨恨，这是法律的初衷吗？第一次我感到了判决的无力！后来通过女儿的班主任我做通了她的工作，让她放弃了以前的抚养费，父亲也声泪俱下的表示要外出打工挣钱让女儿以后过上好日子，父女终于又重新坐到了一起。看着女儿眼中虽没有亲情但也没有了怨恨，看着父亲愧疚小心的不敢多说一句话，看着他们虽然不是太亲近，但终于可以交流，我的心里感到莫大的安慰：只要有这样的交流就有冰雪消融的一天！调解挽救了这一对父女的亲情，调解有着判决不可替代的功能，那一刻我深有感触！
　　而另一起案件更是让我体会到调解的独特魅力：在一起交通事故中，原告是伤者之一，被告是唯一的责任人，出于对被告的同情，原告没有和其他伤者一样逼要医疗费，而是在被告的哀求下自己垫付的部分医疗费，握着被告写下的一月后还款的欠条出院回家。考虑到原告的困境，被告没有着急讨要，偶尔遇到也只是顺便问问没有便罢，一晃三四年，听说被告发了财原告去要钱，被告却以过了时效为由拒绝偿还。原告的确不能证明自己曾经讨要过，怎么办驳回吗？善良的原告会怎么理解这一结果？时效的意义对于生活在乡土社会的他来说多么苍白，他只知道法律和狡猾的被告一起欺骗了他！而我的一纸判决对他生活着的村落也许会产生这样的影响：法律不是替咱们老百姓说话的，法律保护的是坏人？！这绝不是我想要的结果!调解，惟有调解才是这场诉讼的最好归宿！我一面耐心细致的给原告解释时效制度的概念和意义，让他在今后的生活中不至于犯同样的错误;一面苦口婆心的劝导被告，从做人的诚信到赖账不还的可耻，费尽心机终于让被告主动偿还了欠款！
　　能调则调，当判则判，我终于理解了这句话的真谛：有些问题是可以通过热切的关怀来解决的，有些矛盾是需要语言的润滑剂去调和的，在法官的主持下，调解更彰显法律的温情，体现着法官的智慧！法律从来都不是冷冰冰的，法律透过法官的体温有了温度，这种温度足以温暖当事人受到伤害的心灵；法律或许是无情的，但法官通过调解把自己的情感融入到僵硬枯燥的条文中，把它变成了温暖而有人情味的法律适用。“道是无情却有情”这不是调解对法律最好的诠释吗？
　　
　　
　　
　　

　　分水石

　　谭霖

　　
　　我在不经意间看到了分水石。
　　那年夏天，我刚调至青山法庭工作，随同法官老万和书记员小冯下乡调解一起赡养案件。村级公路还没修通，顶着烈日，步行十几里山路，当我们气喘吁吁地赶到原告住所时，两位老人却不在家。小冯顾不得劳累，到附近寻找。我已累得不想再动一步，看到流经院门前的小渠中有一方石块，便坐了上去。
　　正在渠边清洗汗水的老万笑着说：“你可能还不知道你坐着的这块石头叫什么吧！”我一听，慌忙站起身，这才发现这是一块人工雕凿的石块，呈正三角形，边长约为一米。它静静地立在一条南北走向的分水岭上，其中一个顶点，对准小渠中心线，水流在此自然地分成两股清流，顺着两条支渠分别向东西流去，浇灌着分水岭两侧的大片农田。
　　见我茫然，老万接着说：“这叫分水石，要说也算是我们的同行立下的。从前这里两大宗族发生取水纠纷，一名州官前来处理此事，想出这一妙策。”
　　说话间，身为原告的两位老人和他们的三个儿子都回来了，老万和小冯开始在老人的院子里组织调解。听说法官现场调解，村里的群众也来了许多人旁听。
　　一方不起眼的石块，巧妙地解决了取水纠纷，并且数十年甚至上百年不再反复，我不由得叹服前人的智慧。一位白发老者见我游弋在分水石旁，便和我谈起分水石的来历，原来这块名不见经传的分水石却蕴涵着一个代代流传的故事。
　　分水岭两侧曾经是两大宗族的田庄，东侧是张姓，西侧是李姓。每年为争夺水源，双方常常刀戈相见。有一年，适逢大旱，争夺水源的战争更为激烈，流血冲突并没有带来实际的效果，官司从县衙一直打到六安州。派谴至此的是一位谪官，因公正断案得罪了朝中权贵，被贬至六安州。那名州官现场勘察后拿出了分水方案。于是在当地找来石匠，凿好分水石，选定日期置放。但就在前一晚，李姓宗族派人给这位州官送去不少铜钱，请求州官在平整基础时，李姓这边的垫石块，对方那边用铁块。原来李姓宗族中，有一位读书人，知道铁在水中时间长了就会锈蚀，这样分水石会越来越向张姓那边倾斜，自然注入李姓这边的水会越来越多。当晚州官没说一句话。
　　第二日，张、李两姓族人早早地等候在小渠边。
　　石匠们抬来分水石。
　　州官也来了，只是多带了一位铁匠。州官命令铁匠在渠边生好熔炉，打开包袱，拿出前晚收到的铜钱，放入炉中，让铁匠铸成五根铜桩。州官用其中的两根铜桩定好小渠的中心线，再用三根铜桩定好分水石三个角的位置。石匠们开始用石块铺好基础，再将分水石稳稳地安放在石基上。从此两姓族人没有了纷争。
　　老人还说，州官铸成的铜桩一直在水中，上辈人中还有人见过。但从来没有人去碰过，因为那是一种耻辱的象征。
　　这时，老万和小冯也圆满地调解了这起赡养纠纷。老人和三个儿子都不停地表示感谢，旁听的群众也竖起了大拇指。
　　老万笑容满面地向我走来，小冯已收拾好卷宗。案件调解成功，两人都显得很兴奋。
　　老万和小冯在法庭工作多年，肯定早已听过这个故事。我拉过小冯问他是否知道这位州官的尊姓大名。
　　白发老人接过话茬：“我们也是听上辈人说的，但从没提起过这位州官的名字。”接着又指了指前方的学校补充道：“也许退休的王老师知道，听说修县志时还有人向他了解过。”
　　老万和小冯便要去学校找王老师。看到两人的背影，我心中一动，急忙喊回他俩。俩人不理解，说学校不远问问无妨。我只得支吾道：“我已知道他是谁了。”
　　回来的路上，小冯不停地问我这位州官是谁。我笑道：“他叫小冯，也叫老万，还叫……”
　　多少时光悄然离去，多少往事淡出记忆。但小渠水和分水石构织的和谐图景至今依然是那么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小渠水有声，传颂着一个百年流传的清廉故事；
　　分水石无语，铭刻着一个亘古不变的公正主题。
　　
　　

　　未曾忘却的遗憾

　　黄冬松

　　
　　从事刑事审判工作已有七年，一直为能够直接高举法律之剑惩恶扬善而在内心里感到一种满足与尊荣。端坐在审判台上，我们心中有剑，可是，心中也有遗憾，甚至是痛楚。记得是2002年3月，我曾办理了一件交通肇事刑事附带民事上诉案件，至今仍然时常想起，那一份无能为力的缺憾，总在催我深思。
　　案情其实并不复杂：一个冬日的黄昏，天空显得有些阴沉。一位来自陕西农村在铜陵打工的女子正匆匆走在下班的路上。穿越马路时，她很谨慎。她静静地站在马路黄线中间，等候车辆通过。刹那间，一辆农用货车飞驰而来，那女子猝不及防。在她还没来得及反应之际，她就已经被撞倒在地，躺在血泊之中----一个如花的生命顿时凋零。交警部门经过现场勘查，认定肇事的农用货车司机负事故的全部责任。
　　案件起诉到法院后，一审法院经过审理，以交通肇事罪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三年，同时判处被告人赔偿被害人父母经济损失7万余元。由于本案的被告人是湖北的一个农民，家境也很贫寒。该肇事车辆是他借钱从外地刚购买回来，还没有办理车辆过户手续，该车辆的登记车主是一个江西人。也就是说，被告人没有赔偿能力，执行阶段也将是没有实际意义。这又意味着被害人的父母将面临着一个极其不公平的境遇：他们痛失了爱女，又得不到一分钱的赔偿，还要支付丧葬费、律师费等数额不小的费用。这对一个贫困的农村家庭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他们悲愤地提出上诉。
　　作为该案二审的主审法官，我的内心充溢着悲悯。我也是从农村通过考试才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挤进城市的，我年迈的父母都还在那片土地上躬耕。我曾经、现在还是深切地感受到社会底层民众的艰辛和悲苦。关于本案的处理，我一直试图寻求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让该肇事车辆的登记车主承担连带责任，从而给被害人父母适当的赔偿，以体现法律慈母般的关爱。于是，我请教民事法律的专家，又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并参阅了外地的判例。结果很无奈，我只能根据司法解释的精神，提出本案的实际车主（即被告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意见，供合议庭讨论。该案二审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面对着远在千里之外被害人的父亲的电话问询，我一时无语，耳旁回响着丹宁勋爵的隽语：“法官绝不可以改变法律织物的纺织材料，但是他可以也应该把皱折熨平。”可我没有更好的良方，能够把这皱折熨平啊，我只好也只能劝慰被害人父亲几句——用我诚恳的语言。
　　对于该案的判决，从法理上来看是无可厚非的，但从该案的社会效果来看，对被害人家庭来说，是极其不公平的。我们竭力地追寻公正，可面对着现实中具体案件的无法公正，我们的内心乱云飞渡。亚里士多德曾说，法律是没有激情的理性。作为法官，我们只能选择理性。
　　但是，“书生报国无他路，惟有手中笔与墨。”在随后的日子里，我对该案进行了认真地分析、研究，着手做了两件事：一是从法理上分析了该案判决的正当性，发表在一家省级报纸上（该案后来被《安徽法院2004年案例选》收录）；二是精心撰写了一篇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论文，建议我国也应引进德国、法国的国家补偿制度，对于被告人无力赔偿的案件，由国家对被害人或其亲属予以适当补偿。
　　直到今年三月，从媒体得知，我国已经开始就建立国家补偿制度进行实际调研，外地也有法院开始进行试点了，我们仿佛聆听到了法治进步的足音。作为当年办理此案的法官，我心中的缺憾也得到了一丝慰藉。但我更希望，为了社会的和谐、安宁，此类案件不再发生，或者应该少些，再少一些！